疏帘淡月

一

    清代谢章铤写过一首《一斛珠 红楼梦题后》，末句道：“珍重来生，莫入红楼可。”本意是慨叹多情的烦恼，但在于我，首先想到的一个词竟是“红楼梦魇”——借用张爱玲的书名，传达的却是真实的阅读体验。

    俞平伯先生曾在1952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自序中说道：“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觉糊涂。”在《乐知儿语说红楼》一组文章里，俞氏又道：“我常说自己愈研究愈糊涂，遂为众所诃，斥为巨谬，其实是一句真心语，惜人之不察。”

    作为新红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俞平伯在红学研究上的贡献有目共睹，然而面对“红楼梦魇”的存在，他竟感到这般无能为力，甚至解释不清，只能用“愈研究愈糊涂”这样的感性描述含混过去。事实上，恐怕每一位红学研究者或爱好者都有遭遇“红楼梦魇”的危险，只是程度有分别，各人的解决方式不同而已。

    需要声明的是，本人并不敢忝列“红学研究者”之列，仅以爱好者论，在多次阅读《红楼梦》之后，确有一段实实在在的“梦魇”的经历。下面就个人的阅读体验试予分析。

    在笔者看来，“红楼梦魇”的产生，与《红楼梦》文本的独特性及多重阐释空间息息相关。举例来说，对于每一位初读者而言，最初觉得玄妙的大都是前五回。毫不夸张地说，当读者尚未洞晓后文情节的时候，前五回意味着一个巨大的阅读障碍，尤其是第五回太虚幻境中的簿册和曲文，往往令初读者觉得不知所云。这种“不知所云”，一直要等到把前五回和后文融会贯通之后，才得以开释：第一回的三个神话（女娲补天、太虚幻境、木石前盟）实为全书三条主线的开端，含有不同的悲剧意蕴；甄家“小荣枯”是贾府“大荣枯”的缩影；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是对主要人物谱系的介绍；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是对男女主人公的绾合，并以黛玉的视角描绘荣府的人情世态；第四回的笔墨宕到贾府以外的社会，相当于对全书社会背景的隐含介绍；第五回是总纲中的总纲，以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暗示了书中主要人物的命运，以及全书情节的大致走向。

    这样概述《红楼梦》前五回，其实是很表面的。事实上，青埂峰下顽石的嗟叹、绛珠仙草的还泪、宝玉的含玉而诞、梦中的太虚幻境、一僧一道的神秘往还，以及贾雨村、甄士隐两个人物的隐喻意义，包括贾雨村论正邪二气、智通寺的荒凉小境，凡此种种，俱有极其丰富的阐释空间。其中与“梦魇”的产生关联较大的，当属“真”、“假”、“显”、“隐”的艺术手法以及谶语、隐喻的设置：前者成为绵延二百余年的索隐红学的灵感源泉，后者辅以《石头记》未见全稿的缺憾，导致了探佚红学的诞生以及映射机制的建立。

二

    “真事隐”、“假语存”、“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些语词似乎在向读者昭示，此书在真假显隐之间藏有重大谜团。而作者设置“风月宝鉴”的意义，除了美女骷髅所蕴含的无常感慨，似乎还有一层阅读方法的暗示：在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道士刚取出风月宝鉴，脂砚斋便批道：“凡看书人从此细心体贴，方许你看，否则，此书哭矣。”当书中写道风月宝鉴“两面皆可照人”，脂砚斋又道：“此书表里皆有喻也。”接着道士告诉贾瑞，此镜千万不可照正面，脂砚斋批道：“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的正面，方是会看。”

    这些批语是否真实反映了作者的命意，并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但这种阅读方式在《红楼梦》接受史上的影响则不容置疑。庚辰本第一回的正文中有这样的表述：

   “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

    这些文字的背后，似乎潜藏着难以言喻的真假纠葛。甲戌本凡例则反复申明：“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故叙闺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者则简，不得谓其不均也”，“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谓其不备。”“开卷即云‘风尘怀闺秀’，则知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矣。虽一时有涉于世态，然亦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阅者切记之。”第一回又强调道：“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时世，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此书仅写细事，无关宏旨，在中国古代的小说中实属罕见，反而容易被人看作障眼法，迹近于此地无银。除此以外，细心的读者还会感受到，《红楼梦》中笼罩着一种浓重的末世感。早在第二回，作为旁观者的冷子兴就有这样的表述：“如今的这宁荣两门，也都萧疏了，不像先前的光景”。当贾雨村表示异议时，冷子兴又解释道：“古人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不及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人家，到底气象不同。”此处一连有三条脂批道：“记清此句，可知书中之荣府已是末世了。”“作者之意，原只写末世。”“此已是贾府之末世了。”而第五回贾宝玉所读到的《金陵十二钗正册》里，贾探春和王熙凤的判词中出现了“生于末世运偏消”、“凡鸟偏从末世来”这样的句子。第十六回插入一段赵嬷嬷的追忆，借“江南甄家”南巡接驾的描述“忆昔感今”，直言“独他家接驾四次”。凡此种种，极易令时人联想到本朝的实事。还有贾宝玉在第十六回极力批判“文死谏”和“武死战”，在第六十三回帮芳官改名作“耶律雄奴”，顺便发了一通有关犬戎为中华之患的议论，第七十八回所作《姽婳词》中有“不期忠义明闺阁，愤起恒王得意人”，“天子惊慌愁失守，此时文武皆垂首。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等句，似乎涉及敏感的时局问题。此外，第七十八回《芙蓉女儿诔》中的有些言辞显得过分激烈：“孰料鸠鸩恶其高，鹰鸷翻遭罦罬；薋箷妒其臭，茝兰竟被芟鉏！花原自怯，岂奈狂飙；柳本多愁，何禁骤雨。偶遭蛊虿之谗，遂抱膏肓之疚”，“高标见嫉，闺帏恨比长沙；直烈遭危，巾帼惨于羽野”，“露苔晚砌，穿帘不度寒砧；雨荔秋垣，隔院希闻怨笛。”其中借用了楚辞的意境，以晴雯之死直比贾谊谪恨和鲧遭诛，甚至与向秀的《思旧赋》相联系，所用典故无一不与政治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这些部分在书中所占篇幅微乎其微，作者着意表现的是家庭生活、儿女情事，即使按有心寻找“碍语”的眼光来看，可以牵扯上政治的文字也非常有限。加上作者对上述文字的艺术处理十分高妙，其寓意、寄托似在若有若无之间，亦可理解为游戏笔墨。

     然而，当特定社会背景下的读者接触到《红楼梦》时，各种对“真”、“假”、“显”、“隐”的理解不免应势而生。早在乾隆三十三年，乾隆帝的堂兄弟弘旿便感到《红楼梦》中可能存在“碍语”[1]，故久闻而不敢一阅，可见此书或许被上层社会认为有违禁之处。孙静庵亦曰：“吾疑此书所隐，必系国朝第一大事，而非徒记载私家故实。”[2]这种倾向的进一步发展，便是王梦阮、蔡元培等人的“索隐”。王梦阮认为“其书大抵为纪事之作，非言情之作。特其事为时忌讳，作者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乃以变例出之”，“《红楼》一书，内廷索阅，将为禁本，雪芹先生势不得已，乃为一再修订，俾愈隐而愈不失其真。”[3]蔡元培认为“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最表面一层，谈家政而斥风怀，尊妇德而薄文艺。……进一层，则纯乎言情之作，……再进一层，则言情之中，善用曲笔。”[4]把言情的文字视为表面的障幂，执意寻求此书与现实有关的意义，是其索解方法在本质上的相同之处。有所不同的是，王梦阮寻到的是顺治帝与董小宛的情事，蔡元培寻到的是吊明之亡与揭清之失。

    需要说明的是，索隐红学的本旨是本事还原，相当于在《红楼梦》的文本之内寻找出另一个“隐含文本”，探究闺中儿女情怀之下的“隐含命意”，无论这个隐含的文本是顺治帝的情事，还是张侯家事或者纳兰明珠家事，无论这个隐含的命意是排满兴汉、反清复明，还是皇储之争，抑或《金瓶梅》性描写的伪装，其索解方向都是传统史学中“春秋笔法”的逆向运行，试图从“皮里阳秋”的文字中寻求“微言大义”[5]。由于《红楼梦》本身的构思不尽符合索隐者的预设，索隐过程中的困难、矛盾和不确定性比比皆是。在这种状态下，多种索隐方法得以发明和混用（如分身法、合身法、影子说，乃至音训、形训等语义转换），由此导致结论的不确定性被极度扩大。具体来讲，同一索隐者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索隐，或者不同索隐者采用相同的方法进行索隐，其结论的千差万别，甚至可以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就笔者的自身体验而言，索隐者在此时往往会坠入“红楼梦魇”：感到前面是个泥潭，却欲罢不能地身陷其中，而且根本看不清下陷的方向。想要走出这个“梦魇”，除了放弃正在进行的“索隐”努力，大约只有对自己论证过程中的矛盾视而不见。按照一般常识和学术规范而言，显然第一个选择更为明智，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红楼梦》的阅读魅力使人经常在索隐过程中体验到独特的阐释快感，类似高难度的智力游戏。其巨大的挑战性和随之而来的梦幻式“征服欲”，是这种快感的主要源泉——在此快感的驱使下，索隐者宁愿以牺牲学术规范为代价，也要勉力完成自己的论证。而到了得出结论的那一刻，此前的“牺牲”和“勉力”大多沉潜为一种不自觉的意识。在笔者看来，这大约是许多索隐者其实感觉不到自己违反了学术规范、并一再坚持看似荒谬的结论的原因——这，便是“红楼梦魇”的巨大蛊惑和危险。

三

    自1921年以后，索隐红学遭到“新红学”的猛烈攻击。胡适在新红学的开山之作《红楼梦考证》中，把蔡元培等人的索隐工作称为“猜笨谜”、“很牵强的附会”，而猜谜者自然是出力不讨好的“大笨伯”。其攻势之猛烈，大有一鼓作气将索隐红学送入坟墓的勇气和姿态。但令胡适们没有想到的是，索隐红学虽在这种狂轰滥炸之下转为“暗流”，却始终未像开炮者所希望的那样寿终正寝。相反，胡适们的“新红学”在本质上与索隐红学的相通之处为索隐红学的复兴提供了可能，或者说，新红学中的“实录”观念为索隐红学提供了一条新生之路。这，恐怕是新红学的开创者们始料未及的[6]。

    从表面上看，胡适等人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打破了索隐红学那种“猜笨谜”的牵强附会，然而，这种研究视角不过是把索隐红学的“他传说”改造为“自传说”，其本事还原的本旨并无根本变化。更为关键的是，“自传说”以有关曹雪芹生平家世的实证研究作为基础，看似无懈可击的科学考证，本质上却是“实证”掩护下的“索隐”。不得不承认，这为索隐红学的复兴及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在新红学蒸蒸日上之时，这种索隐红学的新趋势被暂时地忽视了。

    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堪称新红学的巅峰之作。其核心观念是来自传统注经学的“实证与实录合一”[7]，将胡适对新红学的构架完善为气势恢宏的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胡适、顾劼刚、俞平伯而始的“曹贾互证”，标志之一是书中的“红楼年表”[8]，从而使“曹学”的存在成为可能。此外，周汝昌的“自叙说”与胡适亦有小小区别，在他看来，曹雪芹并未以南京的繁华旧梦作为小说的蓝本，《红楼梦》描写的是曹家被抄北迁后的末世风光。而胡适在考证曹雪芹的生卒年时，为了让其赶上曹家在南京的繁华时代，不愿将雪芹的年龄改小。邓遂夫认为，周氏的“新自叙说”与胡适“旧自叙说”的区别“使曹雪芹的生卒年趋于合理化”，并且“把整个一部《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作了时空上的合理转换”。通过这种转换，“曾经长期争论不休的许多问题”可以获得真正解决的坚实基础[9]，故而“新自叙说”是“红学的希望之光”，“可以引领红学拨开重重雾瘴，摆脱长期徘徊不前的困境”[10]。

    在笔者看来，邓遂夫先生近年来致力于甲戌、庚辰、蒙府诸本的重校及出版工作，并以长篇导论介绍《红楼梦》作者、家世、版本及脂评的相关知识，对长期以来的红学困境进行反思，以冀走出重重迷雾，其用心之良苦不可不察。然而，这种反思虽看出了“‘自叙说’自诞生伊始，便是辉煌和危机并存”[11]，却并未揭示新红学和索隐红学的内在联系，反而把希望寄托于和胡适并无实质区别的“新自叙说”，前景恐怕不容乐观[12]。因为新红学的危机并非源于小说蓝本的时空问题，而是以“实证”证明“实录”的方法论问题。正是这种方法论导致新红学为索隐红学的复兴提供了可能和新生道路，从而陷入更难祛除的“红楼梦魇”。

    邓遂夫曾对《红楼梦》采用了这样的描述：“一座罕见的文学迷宫”[13]。这个表达本身隐含着无穷的文学魅力与诱人的危险：迷宫内埋藏的珍宝吸引着无数人前去挖掘，而寻觅宝藏的路上又布满了机关暗道，愈险愈奇愈觉趣味无穷。这种阅读感受亦可用来形容新红学的“红楼梦魇”：“自叙传”论者致力于从《红楼梦》文本中寻求有关曹雪芹家世的线索，尤其是关于作者生卒年、续妻这类看似从小说中无可稽考的问题，若参以史料、文物、时人文集等进行“考证”，其“梦魇”的蛊惑力和危险性比起未有实证的“旧索隐”红学有过之而无不及。譬如“脂砚斋即史湘云”之类的论断，因为有了“实证”的掩护，持论者尽可言之凿凿。而一般读者虽觉匪夷所思，却又难以驳正——这种论证效果的出现，加上阐释过程中的独特快感，极易使持论者自感出神入化，遂心醉神迷，欲罢不能。

四

    近年来，索隐红学业已悄然复兴，“新索隐者”们不但尽可能地利用了此前考证红学的成果，与曹学合流，而且与大众文化、市场传媒充分结合，共同造就了索隐红学的空前盛况[14]。加上学术道德的沉沦和商业利益的驱使，“草根红学”与“学院红学”的对峙亦被大众传媒推向了风口浪尖，大有一夜之间举世谈“红”之势。然而，在这种由攻伐者、推波助澜者和看客掀起的大热闹背后，掩盖的正是当代发展到极致的“红楼梦魇”。而其藉以掩饰的旗号，大都是附丽着良好愿望的“文化普及”、“大众化”，乃至极具煽动性的“红学民间化”、“打破学院派的压制”等等。

    正如陈维昭所言，“《红楼梦》可以普及，红学却不能普及”[15]。钱钟书曾道：“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这并非要把学术贵族化，而是洞晓了学术一旦“大众化”，必然为功利所驱，从而面临丧失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危险。另一方面，是否遵循学术规范、学术道德，乃至研究水平的高下，和研究者本身的教育背景并无直接联系。举例来说，学院中不乏违反规范者，抑或学术垃圾；民间亦有遵循学术规范者，亦能做出第一流的学问。故而衡量学者是否合格、是否优秀的标准，并不在其教育背景。所谓当前红学中“草根派”和“学院派”的对峙，很大程度上是肇事者、媒体和看客共同虚构的产物——这，亦可看作“红楼梦魇”的副产品。

    从这批“新索隐者”在研究过程中所遭遇的“红楼梦魇”来看，其蛊惑力和危险性与旧索隐红学、新红学相比，恐怕亦是“盛况空前”。有的索隐者公开承认索隐红学的游戏性质，有的虽不承认，其索隐过程显然已被有意游戏化，表现之一为“射覆”游戏被公然引入论证过程，从而将索隐结果的不确定性推向极致，有的结论甚至荒谬绝伦（如认为薛宝钗的正射是顺治帝后，副射是洪承畴，或认为《红楼梦》隐入曹雪芹与初恋情人竺香玉合谋刺杀雍正帝的故实）；另一种游戏形式是先以“学术小说”的面貌出现，后加入大量极富想象力的“考索”，以求对自己文学创作的故事进行学术化（如在文学想象中将秦可卿构思为康熙废太子胤礽的遗孤，后试图建立“秦学”）。在此类阐释过程中，创作者可以借助无穷的想象和“考索”体验到对文本解读为所欲为的自由快感：以创作为先驱，“考索”为后行，整个过程相当于“有矢放的”。如果借助大众传媒的宣讲形式，其“论证”实为“有矢放的”的虚幻倒置。由于故事本身的幻想性、传奇性，此种宣讲极易获得带领观众一起“侦破疑案”的视听效果，从而赚得高收视率和广泛关注——这样游戏般的体验经历，大抵可以作为其“红楼梦魇”的形容，至于这些结论成立的概率几近为零的事实，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这种对创作快感的单纯追求辅以一厢情愿将文学故事付诸学术的努力，必然带来对学术规范的全然无视乃至侮辱践踏，这正是其“红楼梦魇”的最为危险之处。

    以上所述“红楼梦魇”，大抵为《红楼梦》对“真”、“假”、“显”、“隐”的设置所带来的多重阐释空间所致。在一切索隐红学（包括新红学的“自叙说”）中，其阐释机制的共同出发点是把《红楼梦》作为含有“影射”的作品。概而言之，其间各观点的种种千差万别，本质上是讨论《红楼梦》影射内容的分歧。从逻辑上讲，研究者讨论《红楼梦》影射内容的前提，在于《红楼梦》是一部含有影射内容的作品。如果《红楼梦》本身不具有特定的影射内容，关于其“影射内容”的所有假设和论证都将轰然坍塌；另一方面，即使《红楼梦》对时事或家族历史确实含有某种影射意味，其影射的具体内容究竟能否为读者所还原，仍是一个亟待讨论的命题。这个问题相当于史学中的“春秋笔法”能否被逆向运用，藉以推究符合作者本旨的“微言大义”。然而几乎所有索隐者对待这两个命题的态度都是悬置和假定成立，或者说，将这两个命题进行悬置和假定成立的行为，恰是他们从事索隐工作的起点。于是“红楼梦魇”的到来遂不可避免。

五

    与此同时，笔者在阅读经历中还体验过另外一种来源的“红楼梦魇”，即由于《红楼梦》对谶语、隐喻的设计以及文本未全的缺憾，最终导致红学研究中映射机制的建立，由此带来了探佚目的的诱惑性、探佚过程中的独特快感以及探佚结果的不确定性。

    根据考证红学的结论，《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并不是出于同一个人之手，也就是说后四十回其实不是曹雪芹的作品。张爱玲曾说人生有三恨：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未完。而对于每一个痴爱《红楼梦》的人来说，第三恨恐怕最为致命——这种对“完璧”的天然向往，加上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在思想、艺术上的判若云泥，致使探究曹雪芹对八十回后的原始构思成了大多数读者的心结。另一方面，前八十回包含大量伏笔、谶语等艺术设计，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为推测八十回后的部分情节提供了可能。笔者在阅读《红楼梦》的最初阶段，甚至产生过一个玄妙的感觉：曹雪芹似乎早就预见到他的巨著将以残本的形式问世，或者说，他似乎早就预知了这本书的结局无法完成。在他的书里，隐喻和象征的笔法几乎无所不在，除了太虚幻境薄命司中贮藏的册子，像书中人物偶然的点戏、吟诗、制谜，包括在酒席上所抽的花名筹，都预示着后文将要展开的人物命运，以及繁华不永、万境归空的结局。这与传统的谶纬和比兴手法有关，且具有更为精巧的结构和深刻的内蕴。单以作为总纲的前五回论，细心的读者不难从中推究出全书的大致构思：第一回甄家的“小荣枯”可以看作贾府“大荣枯”的预演，其间穿插了僧人对英莲命运的谶诗以及“接二连三牵五挂四”这样极富隐喻意义的描述。第二回中的贾雨村偶步智通寺，按脂砚斋的说法是“既证之后”，似在暗示《红楼梦》到了结末，当一切繁华都归于萧条和沉寂的时候，所剩的可能也就是这样一个“荒凉小境”而已。第五回中的金陵十二钗簿册和十二支《红楼梦》曲是对书中主要人物命运及情节走向的总预言，其中《收尾 飞鸟各投林》一支可与第一回甄士隐出家时所吟的《好了歌注》结合起来，作为对全书结局的暗示和概括。加之脂批经常逗漏出八十回后“佚稿”的部分内容，譬如狱神庙慰宝玉、卫若兰射圃、《十独吟》、“花袭人有始有终”、“王熙凤知命强英雄”等，这些情节全然不见于现有的后四十回，极易引起读者的向往和遐想。此外，脂批亦反复提到《石头记》文本的对比映衬之致，如“凤尾森森，龙吟细细”、“落叶萧萧，寒烟漠漠”分别用以描写黛玉生前和逝后的潇湘馆景色，第十九回宝玉到袭人家所受到的盛情款待又与日后的“雪夜围破毡，寒冬咽酸齑”形成鲜明对照。事实上，对比是《红楼梦》最具特色的艺术手法之一，从第一回对娇杏、英莲两个人物命运的设计即可见出端倪。凡此种种，为索解“后四十回（或三十回）”佚稿的内容提供了一定依据，加之读者为《红楼梦》的阅读魅力和未见全稿的缺憾所驱，对八十回后的“原始构思”产生“探佚”的冲动在所难免。

六

    陈维昭在《红学通史》中单立一节论述探佚和索隐方法的可比拟性，认为二者具有相同的索解方向、方法、游戏机制以及终极追求[16]。在笔者看来，这是探佚者容易遭遇与索隐者相似的“红楼梦魇”的重要原因。就自身体验而言，探佚“梦魇”的蛊惑性并不亚于索隐所带来的阐释快感。因为索隐红学相当于从《红楼梦》的文本之内另行挖掘“隐含文本”，其索隐所得的内容与《红楼梦》本身往往毫无关联，也许会使一部分索隐者面临自身学术人格的拷问。而探佚者的目标是推究曹雪芹八十回后的情节安排，由于《石头记》终以未完稿的面貌呈现，程高本《红楼梦》又被普遍认为是“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故而探佚者通常怀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在探佚过程中易于体验到将彰显“雪芹原稿”付诸实践的伟大责任和成就感。由此产生的最极端看法，莫过于彻底否定后四十回的价值，呼吁还原雪芹真本（如认为后四十回“伪续”是乾隆帝与和珅的阴谋所致，他们将八十回后的原稿销毁，另行觅人撰成全书）。

    与索隐红学藉以存在的根据相似，探佚者首先要面临的问题在于：《石头记》的佚稿真相究竟能否被还原？这是一个解释学的命题。如果说鉴于前八十回的种种伏笔，八十回后的佚稿可以被部分推测，那么这个“部分推测”的尺度应该如何把握？然而探佚红学对这两个命题仍然形同悬置，或者说，探佚者宁愿假定前者成立并忽视后者。事实上，尽管前八十回的种种预言、谶语、隐喻可为推测佚稿情节提供一定辅助，但雪芹的原著真貌已然无法还原。而且，这种可藉前八十回“推测”佚稿的部分亦是极其有限的。如果一厢情愿地扩大这种推测的可能性，势必无限增加探佚结果的不确定性。

    举例来说，因为前八十回并未写到黛玉之死的相关情节，而其间的种种迹象表明，木石前盟终被金玉良缘取代，黛玉之逝与宝钗之嫁紧密关联。于是，索解黛玉之死的“真相”理所当然地成为探佚红学的重要任务。然而，不同的探佚者从相同的文本出发，且运用相同的探佚方法，得出的结论却有大相径庭的可能。譬如在对“潇湘妃子”的别号进行阐释时，有的探佚者认为这预示了黛玉将如娥皇女英一样投水而死，有的探佚者则可认为这预示了黛玉将泪尽而亡，是否投水则有待商榷。因为黛玉所作的《葬花吟》和元春省亲时上演的《牡丹亭 离魂》（脂批：“《牡丹亭》中，伏黛玉死”）可以看作黛玉终将“一抔净土掩风流”的暗示：这个分歧产生的关键，在于对湘妃竹传说的隐喻意义的理解。因为曹雪芹并未明示“潇湘妃子”的别号究竟化用了湘妃竹传说的哪一部分。尽管探春说她给黛玉起这个别号的用意在于“如今他住的是潇湘馆，他又爱哭，将来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但持投水论者大可认为投水的隐喻才是雪芹的原意，只是未曾明言（因为在当时的情境下，探春万不可能道出投水这一层）。而对《葬花吟》和《离魂》的处理情况亦与此相似。所以，黛玉在八十回后究竟死于投水还是“一抔净土掩风流”，其实是一个无法确证的概率问题。就笔者自身的体验而言，对宝玉、宝钗、湘云结局的探佚，亦存在相同的状况。尤其是湘云的结局，“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的指向本身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倘若一味与宝玉的悬崖撒手互相纠缠，认为八十回后的“佚稿”中有关于宝湘姻缘的情节，所导致的结果，大约只能是假设宝玉经历了两次出家，再将黛玉的顽话“做了两个和尚了”勉强作为论据，或者假设宝玉经历了出家和还俗后，与湘云在困苦中偕老终身——当然不能说这些结局完全没有可能，但种种或然性前提的屡次叠加，必然导致其成立概率的步步减小。所以，探佚者在论证过程中要么坚持捍卫一种或然性结论，要么在诸多或然性结论之间徘徊不定，既无法证实也难以证伪。其间的深刻痛苦、困惑和犹疑，便是遭遇“红楼梦魇”的体会。

    在探佚工作中，被索解“佚稿真相”的玄妙快感及宏伟使命感所驱的状况，亦不在少数。当前八十回所提供的伏笔、谶语、隐喻不足以支撑结论的情况下，身陷“红楼梦魇”的探佚者往往付诸“悟性”，借助想象飞渡材料的沟壑。如将“对比”的概念置换为“对称”，从而得出《红楼梦》以第五十四回为中点，分为篇幅相等的前后两扇的结论[17]。如此强行在《红楼梦》文本中建立映射机制，并且把映射机制精巧化，本身就是一种或然性的猜测，但这种完美的对称结构容易令持论者心旌摇曳，亦令一般读者神往不已，遂愈溺愈深，终至无以自拔。总地来说，探佚红学的“梦魇”体验与索隐红学相似：迷醉和痛苦同在，蛊惑与危机并存。

七

   在笔者的印象里，俞平伯是第一位对“红楼梦魇”进行描述和反思的学者。除了本文开头所引的两段，他还给红学界留下了几句极具震撼却指向模糊的遗言：

   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

   如果单把这段临终遗言理解为对程高二人将《红楼梦》续全传世的赞赏，以及对考证红学条分缕析后四十回是否合乎雪芹“原意”的忏悔，也许并不能真实传达俞平伯的复杂心情。俞氏本人极富诗人气质，他对“红楼梦魇”的感悟和反思并未付诸理性的论证文字，而是以“愈研究愈糊涂”、“大是大非”、“千秋功罪”这样文学化的语言进行描述，为后人留下了长久的思考。虽然，目前这种思考还显得相当薄弱。

    笔者身为红学爱好者，也曾在自己的“红楼梦魇”中度过整整三年。个中况味，冷暖自知。迄今虽不敢说完全走出了“梦魇”，但那种痛苦、困惑、犹疑和彷徨的情绪，至少业已远离当下的心灵。而笔者藉以摆脱“梦魇”的方法，简而言之，便是把“自叙说”所关注的“家族经历”替换为成长中的“体验”和“意绪”——这种替换无疑是片面的，然而大约可以称得上是相对谨慎的。

   在笔者看来，《红楼梦》融入了作者对家族往昔繁华的忆念和伤悼，以及对己身未能挽大厦之将倾的忏悔。庚辰本开卷的“作者自云”道：

   “当此时则自欲将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已至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其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风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以悦世人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

    由此可见，曹雪芹将自身的生活体验和对家族盛衰的伤悼寄寓于文字——从这个角度出发，书中所写宝黛葬花时异常悲悼的情绪，宝玉在大观园的富贵生涯里不断增长的愁闷，有关死后化灰化烟的绝望设想，以及对成长的恐惧和排斥，大体上可以与时光流逝、盛衰变换的叹喟相联系。然而，中国文学传统和评论视野中的伤春悲秋、人生如梦，并不能完全涵盖《红楼梦》整体氛围中流露的对于青春和生命的强烈依恋，关于人生和死亡的思考以及浓郁的悲剧感。在这一点上，笔者倾向于把它理解为对人的存在及成长状态的终极追问和关怀。

    长久以来，贾宝玉对女子的看法和情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这个表述本身意味着什么？值得注意的是，贾宝玉并非对天下所有女子都持有这样的态度，他认为女子在一生中会经历宝珠→死珠→鱼眼睛的变化，而最根本的变化是以婚姻来分界的。“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所以说，贾宝玉并不是欣赏世间所有的女子，他欣赏的大都是没出嫁的女孩子，是少女——这说明他迷恋的并非少女本身，而是这些少女所代表的青春岁月。他对少女的感情，从本质上讲是对青春、对生命的感情。在贾宝玉看来，人的生命非常美好，而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属于青春的这一段尤为美好。而最能代表青春之美的，不是侯门公府中尊贵的男子，而是身边一群天真烂漫的女孩子。至于他不愿读书上进，乃是从儒家的仕途经济之中看出了污浊之气，他洞晓了男子社会责任的实现，必然付出的代价是天性的堕落，这种堕落是无奈的，却为他所排斥。他情愿永远留在青春年少的岁月里，以此对抗成人世界的腐化。而对女孩子来说，进入成人世界的重要标志就是出嫁。在贾宝玉心里，婚姻代表了使人世俗化的过程，迈入婚姻，便表示远离了年少时耳鬓厮磨、两小无猜的纯情状态，所以宝玉对姐妹的出嫁既恐惧又忧伤，这并不是他对女孩子怀着占有的心理，而是想永远留住女孩子出嫁之前那段天真无邪的少年时光，大观园则为这段时光提供了暂时的庇护。在我心里，与其把大观园看作一个地点，毋宁看作一段时间，即贾宝玉和众姐妹青春年少的光阴。即使没有贾府的抄没，大观园的生活也终将告一段落，而宣告大观园生活结束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时间。《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并未写到贾府被抄，但大观园业已遭到自己人的抄检。而引起大观园被抄检的导火索，正是代表大观园众女儿成长的一样物件——绣春囊。也许没有必要追究绣春囊到底是谁带进大观园的，只是这个物件的出现，已经预示大观园之外的成人世界开始侵犯这一块净土，大观园的被抄正是一个成长的悲剧。

八

    不难发现，《红楼梦》全书始终蕴含着一种难以遏制的感伤情调。甚至可以说，《红楼梦》的整体氛围中似乎总是笼罩着一层不祥的阴影。作者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和读者：眼前的热闹终将归于寂寥和荒芜。不必说葬花、抄捡、芙蓉诔等完全悲剧化的情节，即使在热闹当中哪怕繁华盛极的顶点，作者也要用一些笔墨作出衰亡的暗示：第十八回省亲的无限荣华里，我们看到的也只是元春的“满眼垂泪”与“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的哀怨。第二十二回元宵猜谜的喜庆中，连贾政都发觉了灯谜所作之物的不吉。第二十九回清虚观打醮的热闹里，《白蛇记》《满床笏》《南柯梦》三戏连演却流露出繁华瞬逝的预兆。第六十三回怡红夜宴的欢乐里，也有着“开到荼蘼花事了”的悲音。相比于索隐和探佚的内容，包括“自叙说”所关注的曹雪芹家族史，我更注重体验《红楼梦》中所贯穿的世事无常、人非物换的悲剧感，以及青春和生命终将逝去的无奈和哀婉。而这种悲剧体验和哀婉意绪，正是与曹雪芹具有类似经历和相同心性的文人所共有的心态。所以，我们可以在小晏、纳兰等人的作品里依约看到《红楼梦》的影子[18]——这样的阐释，或者可以脱离“红楼梦魇”在“本事还原”、“佚稿寻真”上的苦苦纠缠。至于能否藉此体会雪芹那些红楼旧梦的烟尘，已非本文所能逆料。也许，这个问题只能留给未知的将来——希望在将来的某一天，我可以寻到它的答案。

2007年11月15日夜草成于燕园

附记：

    行文将终，突然想到《红楼梦》第五回的“迷津”意象或可借作“红楼梦魇”的比喻：宝玉与梦中的可卿柔情缱绻之后，忽至荆榛遍地、狼虎同群的所在，迎面一条黑溪阻路，并无桥梁可通。正在犹豫间，警幻仙姑追来告道：“快休前进，作速回头要紧。”话犹未了，只听迷津之中水响如雷，竟有许多夜叉海鬼将宝玉拖将下去。

    幸运的是，宝玉刚被拖下迷津，旋即梦醒。若一味在梦中沉迷未醒，又当如何？

    两个月前为毕业论文查阅资料时，在胡文彬《魂牵梦萦红楼情》中读到这样一段：

   “多情自古添烦恼”为千古才子佳人之真实写照，我亦同意作者（注：谢章铤）所言“珍重来生，莫入红楼可。”[19]

    胡文彬先生在《红楼梦》文献资料的搜集上着力甚多，亦颇有创获。而这一个“同意”之中所包蕴的感慨叹喟，似乎已然超越搜集文献工作的艰辛。是耶非耶，我不敢妄拟，只是心中久久回荡着钟晴初《红楼梦歌》的结句：

   茫茫犹剩红楼影，贾假真甄心自领。多少红楼梦里人，翻书不觉秋宵冷[20]。

2007年11月16日晨改定于燕园